开栏语
博物馆与美术馆作为人类文明传承与美育的核心场域，在推动文明互鉴、以美育人方面扮演着独特角色。
观众步入这些空间，不仅能领略中华文明的辉煌，还能感受不同文明交融的壮丽图景。每一场现象级展览的背后，都凝聚着策展人的深思与追求。本版新设“对话策展人”栏目，带您深入展览幕后，聆听思想者的洞见。
杨雪梅 阮可欣（本报记者） 颜海英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、策展人）
今年恰逢中埃建交70周年，9月1日，习近平主席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时，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，提及上海博物馆“古埃及文明大展”一票难求，强调中埃要“各美其美，做文明交流的榜样”。
“金字塔之巅：古埃及文明大展”成为近年来中埃人文交流中最具标志性的文化事件：展期13个月、参观人次超277万、全网曝光量逾300亿，掀起现象级观展热潮。这场由中方学者独立策划、中埃联合考古深度参与的展览，向中国观众呈现了一个真实、多元的古埃及，也让世界感受到中国文化开放包容的姿态。围绕此次大展，本报记者专访了“金字塔之巅：古埃及文明大展”首席策展人颜海英。
中埃文明存在深层共通
记者：中国民众对古埃及文明热情高涨，策展团队是否预见到展览的爆火？如何解读这种热度背后的社会情绪？
颜海英：坦率地说，我们预判到展览会受关注，但完全没料到会达到现象级程度。金字塔、木乃伊、法老诅咒等流行符号，是观众对埃及文化的既有认知。我们策展并未迎合猎奇心理，而是以扎实的学术研究为基础，接纳大众感兴趣的流行切入点，借助社交热点吸引观众入场，再通过展品、文字、多媒体和公共教育，传递更深层的历史观念。
这种热度背后交织多重因素。这是首次由中方完全自主策划的顶级埃及文物出境大展，摆脱了过去由外方打包展品和内容、中方仅作为“罐头展”引进的模式。展览依托中埃联合考古的一手成果，带来许多国内观众从未见过的新出土文物，其中萨卡拉文物刚发掘完成便运抵上海。在中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、“中埃伙伴年”的时代背景下，公众对文明互鉴和世界古代文明的兴趣持续增长。展览融合沉浸式空间设计、数字化多媒体和互动装置，学术内核覆盖深度研究者、普通打卡观众和青少年等不同群体，提供了良好体验。
记者：中埃同为河流孕育的文明，最深层的共通点在哪里？
颜海英：作为大河滋养的古老农耕文明，中埃最深层的共通之处，集中体现在对“秩序”的追求上。
两大文明都致力于构建人与天地间的宇宙秩序。河流的洪水节律塑造了文明形态。古人类观察天象与河流，试图理解天地运行。古埃及的玛阿特观念与中国的“天人合一”“天人感应”，都追求人与自然的平衡和谐。
两大文明形成了成熟的社会等级秩序，发展出复杂的王权体系。古埃及建立了国王、贵族、工匠、普通民众的社会分层，上层形成一套礼法符号系统，即“高文化”，这种文化向下渗透，民间不断模仿上层的礼制符号。
两大文明都深入思考道德与死后世界，高度重视生死议题，但表达路径不同。古埃及更多以来世信仰和墓葬风俗承载道德追求，而中华文明在重视丧葬祭祀的同时，更强调现世伦理。两者都向往社会和谐、中庸和向善的价值。
两者都发展出具有神圣属性的象形书写系统。文字不仅是记录工具，更是维系宇宙秩序的媒介，一边是埃及圣书体，一边是甲骨文、金文。
正是这些底层共通，使中国观众更容易与古埃及文明产生共鸣，拥有其他地区观众不具备的理解优势。当然，共通不等于等同，我们也要看到二者发展路径的巨大差异。
看重文物背后的历史信息
记者：从埃及学学者转型为古埃及大展策展人，您为这项工作做了哪些准备？策展过程中遇到哪些挑战？
颜海英：学者做策展，需要完成从写论文到做展览的思维转换。我四次赴埃及实地选件，跑遍地方博物馆和考古遗址，熟悉各馆藏文物家底。同时充分梳理国内埃及学成果，如端方、夏鼐等前辈学者的研究，思考如何用适合中国观众的叙事逻辑，将专业埃及学知识转化为公共展览语言。
埃及本国博物馆当时正在改扩建，大量精品文物被截留，欧美多国博物馆也同步赴埃及借展，留给我们的可选文物范围非常有限。大展定位要求既要有通史体量，确保文物数量，又兼顾学术严谨性和视觉观赏性，需要“慧眼识珠”，挖掘普通展品背后的厚重学术信息。受借展条件限制，很多黄金重器无法借到，因此我们格外看重文物背后承载的历史信息，发掘“非网红”但学术价值极高的展品。
记者：能否介绍两件您力主引入、可能不是最华丽却对理解古埃及文明至关重要的文物？
颜海英：21王朝国王秘书霍尔的方雕并不华丽，但碑文传记中出现了近乎“教国王如何做国王”的表述。这件展品让观众看到古埃及文人阶层的地位和伦理观念，成为社交媒体的“冷门明星展品”，跳出只有法老、黄金珍宝的叙事，展现古代埃及知识群体的精神世界。
萨卡拉出土的10具彩绘人形木棺来自中埃联合考古发掘。它们修正了以往学界对南北棺椁类型学的固有认知，直观反映外族统治时期丧葬习俗的流变，代表了最新的考古知识生产。
这些文物没有夺目的黄金装饰，却可以带领观众穿透表象，了解古埃及人的信仰、社会与知识生产。
记者：本次展览完全由中国学者自主策划，运用中国话语体系展现古埃及文明脉络。“以中观埃”如何实现？
颜海英：“以中观埃”，并非用中国标准评判古埃及，而是借助中华文明的经验搭建平等对话的桥梁，同时坚持古埃及文明自身的主位视角。展览的叙事根基不再照搬欧美策展框架，而是以中国埃及学研究和中埃联合考古一手材料为基础。挖掘两大古文明的内在共通性，同时把比较权交给观众，不强行输出结论，启发观众自主思考文明的共性与差异。要尽可能站在古埃及人自身的思维体系，理解他们的信仰与社会，避免用中国概念强行套解埃及社会，不能为了追求共鸣而曲解。
文明互鉴是双向的。同样，“以埃观中”，借古埃及的历史选择，也可反向启发观众回望我们自身文明的历程。
观众成为文明互鉴的参与者
记者：该展览是上博“对话文明”系列展览之一。中国主动、深入地展示外国文化遗产，不仅让中国观众看到世界多元文化，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开放积极的态度。
颜海英：我们看待域外文明需要走出两种误区，既不要把异域文明当成奇观，也不要做简单优劣评判。展览可以帮助国内观众建立多元文明史观，理解人类文明不是单一线条，看到不同古老文明各有创造。展览将文明互鉴变成可看可感的体验，观众不是被动接收知识，而是通过文物对照、互动装置，变成文明对话的参与者。
自主策划域外文明展是一种文化自信，是拿出我们的学术能力，去深度理解、阐释另一个伟大文明，向世界展现中国人看待世界文明的视角。软实力要体现出理解与尊重。
展览提供可复制的策展范式。过去跨文明展览常常是单向引进，我们这个案例证明，可以立足本土学术，以平等对话为基础，构建双向的互鉴。它为国内博物馆做世界文明主题展览提供方法论，启发更多博物馆从文物“储存库”转向文明对话的“发生器”。
记者：本次展览是中国官方博物馆与埃及政府间的首次合作，也是有史以来全球规模最大、亚洲最高等级的埃及文物出境展。展览给中埃人文交流留下了哪些遗产？您对中埃文明对话的长远未来有怎样的期待？
颜海英：这次合作能够落地，是多重条件叠加。中埃两国长期稳固的外交基础、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、“中埃伙伴年”提供了重要政策契机。打动埃方的是学术层面的相互理解与信任。中国学者对古埃及文明抱持着真诚与尊重的态度，我们没有把古埃及文明当成异域奇观，而是作为另一个伟大文明来平等对待。中埃联合考古前期铺垫同样关键，我们在萨卡拉开展考古数字化合作，已经建立起双方文博机构之间的互信。
展览留下多份人文交流遗产。物质与成果层面沉淀下展览白皮书、图录、策展研究成果，中埃联合考古持续推进，后续还有新的考古发掘合作落地。人才与机构纽带得以建立，两国文博、考古学者建立常态化对话渠道，学术论坛持续开展。在中国掀起的理性“埃及热”，带动中国游客赴埃及旅游，提升两国民众对彼此历史的兴趣。展览还提供了中埃文化合作的样本，证明两国可以直接开展顶级文物大展合作。
文明对话需要一代代学者、博物馆人持续耕耘。面向未来，我期待推进联合考古、文物数字化、比较研究，让学术成为人文交流真正的桥梁；期待实现双向交流，既有埃及文物来到中国，也有中华文明展览走进埃及；期待推动青年学者、青少年群体的双向交流，让两大古老文明的对话，不止停留在特展。
《 人民日报 》（ 2026年09月24日 20 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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